貴越急婚越，結父母

　　“彩禮分期付款”“3—7天領證”——近期，父母越急一些婚介打出的结婚越贵宣傳話術，把婚姻包裝成一筆可以速成的父母越急買賣。（詳見南方周末報道《“進山娶媳婦”，结婚越贵短視頻背後的父母越急跨省速婚生意》）

　　“這些話術，都戳中了當下一些農村地區大齡男性婚配難的结婚越贵痛點。”西南交通大學社情民意調查中心副主任王向陽說。父母越急

　　王向陽自2014年開始研究農村婚戀問題。结婚越贵曾有接受調研的父母越急北方農村年輕人對他感慨：“爺爺奶奶結婚時要了半鬥米；爸爸媽媽結婚時要了半頭豬；現在，輪到我們結婚時，结婚越贵卻要了爸媽半條命。父母越急”

　　2019年，结婚越贵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對“婚喪陋習、父母越急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”提出治理要求；2021年以來，结婚越贵中央一號文件連續6年提出治理“高價彩禮”；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要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，父母越急引導樹立正確的婚戀觀、生育觀、家庭觀，培育簡約文明的婚俗文化。

　　“各地有很多探索解決問題的行動，但成效有限。”王向陽分析，在適婚人口性別結構失衡的背景下，適婚女性資源相對稀缺。對被排擠出本地正常婚姻市場的部分婚戀困難家庭而言，天價彩禮、外來媳婦、再婚市場、婚姻中介等，都成為這類家庭的婚戀危機救濟機製，從而也延伸出來一係列問題。

　　以下是南方周末記者與王向陽的對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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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婚備競賽”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最早為什麽想到要關注農村婚配問題？

　　王向陽：2014年，我在河南老家的妹妹和堂妹，分別是1995年和1994年出生的，都是通過相親介紹的方式，短短三天就確定了一輩子的人生幸福。

　　所以我當時有一個模糊的問題意識：為什麽向往自由戀愛的90後適婚青年男女，轉而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相親介紹這種傳統的婚戀模式。從此，我就開始關注農村婚戀議題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我發現，相比城市，農村婚戀問題日益突出，“天價彩禮”問題開始凸顯，“光棍”群體日益引發各界關注。那時候我所在的華中村治研究團隊也經常到各地農村開展駐村調研，因此關注農村社會議題較多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研究下來，覺得哪些地方的婚配壓力更大？背後有什麽規律？

　　王向陽：從調研觀察來看，凡是適婚人口結構失衡較為嚴重、父輩人生任務感較為強烈的部分農村地區，基於本地婚姻市場競爭的婚姻成本抬升往往更加明顯，婚戀壓力傳導也更為顯著，典型如豫東南、魯西南、皖北、山西、甘肅等北方農村和江西農村。

　　這種現象的底層邏輯在於：在地方社會適婚人口結構失衡的大背景下，父輩人生任務感越強烈，介入程度越深，基於父輩介入的相親介紹模式越占主導地位，基於家庭支付能力的本地婚姻市場競爭越激烈，包括彩禮、房、車等在內的綜合性婚姻成本抬升也就越明顯，婚戀壓力往往越顯著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“婚姻成本”主要是指彩禮嗎？你調研下來，農民家庭結婚，錢主要花在哪兒？

　　王向陽：彩禮隻是婚姻成本中的顯性部分，但值得留意的是，婚姻成本的大頭甚至並不在彩禮，而是基於縣域城鎮化所產生的購房、買車成本，動輒大幾十萬元，此外還有三金五金、婚慶公司、酒席等必要的儀式性成本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2025年刊發論文《“婚備競賽”：再論當前農民家庭婚姻負擔難題——基於山西汾西農村的田野調查》，“婚備競賽”這種現象是怎麽形成的？

　　王向陽：我們調研時，當地的彩禮已經達到20萬元，一個農民家庭為完成一樁婚姻，所需承擔的即時現金支出高達70萬元以上，這也能反映出父輩承擔的壓力很重。

　　最後調研得出的結論是，在適婚人口結構失衡、父輩介入呈剛性且高度嵌入地方社會的“同鄉同俗”大背景下，以汾西農村為典型代表的不少農村地區，目前普遍存在以下循環：在本地婚姻成本發生鬆動並初次上漲後，其他家庭紛紛效仿，推動上漲後的示範性價格很快轉變為本地最新的婚姻成本標準。

　　新的婚姻成本標準出現後，勢必將對部分貧弱家庭形成婚姻擠壓，也在地方社會中同步製造了強烈的婚姻焦慮，反過來又助推新一輪婚姻成本上漲，並最終成為遠超絕大多數普通農民家庭承受能力的沉重婚姻負擔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此前論文中也提到，婚姻成本之所以持續抬升，和適婚人口結構失衡、縣域城鎮化、鄉村社會轉型等因素密不可分。

　　王向陽：對，一是從適婚人口結構來看，當前的適婚青年群體，剛好是“85後”至2000年前後出生的青年男女，各地生男偏好不同，政策執行鬆緊不一；二是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們國家城市化在持續推進，但快速城鎮化主要發生在2008年，尤其是2012年以來，農民家庭普遍開始到縣城購房，購房需求通過婚姻實現。

　　加上近年來在人口大流動、縣域城鎮化、現代性進村等大背景下，攀比風氣也成為婚姻成本持續抬升的重要助推性因素。

王向陽。（受訪者供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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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人生任務”

　　南方周末：我們討論農村大齡男青年的婚戀困境，其中“青年”的群體畫像是什麽樣的？

　　王向陽：一是年齡多在28—40歲之間，普遍三十多歲，適婚未婚；二是除了少數身心存在障礙，不少同樣是正常男性，但多性格內向、不愛說話、不會討女孩子歡心，不論是相親介紹，還是自由戀愛，均處於相對弱勢一方；三是家庭經濟條件相對一般，也有不少父母離異、因故去世或身心障礙，來自父母的代際支持相對有限。

　　總結下來，就是“個體擇偶能力”和“代際支持能力”相對較差，兩者若居其一，往往遭遇婚戀危機；兩者如果全占，幾乎注定要打光棍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多次提及“父母的人生任務”，是全國各地都一樣重嗎？

　　王向陽：我們調研發現，從傳統社會文化中走來且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北方父母，會把“子女結婚”當作他們的人生信條，這種“人生任務”是父母無需討論的人生必答題，而不是選擇題。

　　但是當我們把同樣的問題拋給南方或西南一帶的父母，他們的人生字典中甚至沒有“人生任務”這個詞。在他們看來，“子女結婚”首先是子女自己的人生大事，如果實在找不到，打了光棍，那就是命運使然，他們並不會產生強烈的人生意義危機，麻將還是要打，茶還是要喝，自己的生活還是要過。

　　所以我認為，南北方在這方麵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，本質上是各地社會結構、地方社會文化維度上的差異。也因此，北方農村的婚戀困難家庭，多到西南一帶農村找外地媳婦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之前的采訪中，我們發現這類女性主要來自雲貴川山區。你的觀點是，除了經濟原因，也因為當地父母的人生任務感不強？

　　王向陽：從山區到平原，從農村到城市，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，這是人口流動的一般規律。

　　另一方麵，從調研觀察來看，我們發現，不同於河南、山西、山東、陝西等父輩人生任務感較強的北方農村一帶，雲貴川渝等西南一帶農村地方社會文化多自由寬鬆，社會規範約束性麵向較弱，父輩不過度介入子女婚姻，推崇自由戀愛，女性跨區域流動障礙自然比較小。

　　既然是自由戀愛，有可能發生在本地，也有可能發生在跨區域流動的外出打工或上學期間；男女雙方主要考慮的是情投意合，彩禮價格、婚俗流程等彈性較大。

　　比如在我們調研的廣西農村，彩禮問題並不突出，超出10萬元的都比較少，甚至多為“零彩禮”，索要高額彩禮容易被地方社會貼上“賣女兒”的負麵標簽。所以我認為，在一些地區，光棍是現象，不是問題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怎麽理解這句話？

　　王向陽：我們從調研觀察來看，光棍群體主要分布在南方宗族性村莊，在這些區域，適婚人口結構失衡嚴重，父輩介入反而有限，自由戀愛盛行，晚婚、不婚等普遍，光棍群體最為集中。但是在不重視婚姻的地方，光棍生活同樣自由、安全，甚至滋潤，在當地並不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你此前多次說到，婚姻中介是市場需求的產物，甚至是婚戀危機的救濟機製。

　　王向陽：在人口大流動時代，婚姻市場信息分布並不均質，客觀上需要婚姻中介牽線搭橋、促成秦晉之好，尤其是對婚戀困難家庭而言，假如沒有了婚姻中介，他們將陷入更加絕望的境地。

　　因此，婚戀壓力越突出，婚姻中介市場需求越旺盛，這一群體非但不會消失，反而會進一步市場化、職業化、專業化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由婚介促成、男方更迫切的婚姻中，如何判斷女方是“自願”的？

　　王向陽：我們需要厘清一個誤區，自由戀愛結婚的不等於完全自主、必然幸福。相親介紹結婚的並不必然違背女性意願、生活痛苦。婚姻締結路徑和婚姻家庭幸福與否沒有必然關係。自由戀愛結婚的也有可能婚後自由離婚；相親介紹結婚的用心經營婚後生活同樣可以幸福美滿。

　　至於如何識別女性當時當下的意願，直接問一問，或者觀察她訂婚或結婚現場的言行舉止就可以了，這是一個技術性問題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新聞報道中經常出現男方感覺受到欺騙，向婚介維權的案例。

　　王向陽：是這樣的，主要難在婚姻失敗的責任界定比較模糊，難以厘清究竟是女方責任、男方責任、不可抗力因素，還是婚介責任。更關鍵的是，彩禮等相關費用極有可能已經消耗殆盡或轉移他處，相關財產難以追回。這也是彩禮分期付款試圖解決的問題之一，避免一次性付款可能產生的後續風險。